共享經濟在中國沒有一片凈土，這是我一直想寫的一個話題，并非無稽之談，最近在各大打著“共享”旗號做起來的O2O公司頻發(fā)惡性犯罪，的確是該重視這一問題了。
昨天，曝出滴滴順風車殺人事件：5月2日晚，深圳一名24歲的女教師搭乘滴滴順風車返回學校，在路上司機對女乘客進行搶劫，之后將其殘忍殺害。
今天，又曝出滴滴司機自慰騷擾女乘客：4月30日早上約10點半，?？?名高中女生在使用“滴滴出行”軟件乘坐快車時，該名快車司機竟然在駕駛時自慰。事后，“滴滴出行”已對該名司機做出永久封禁的處理，并向乘客道歉。
此外，今日還曝出達達眾包外賣配送人員持刀威脅女顧客：一名23歲的女生通過網絡訂餐軟件“派樂趣”訂購了一份黃燜雞米飯，卻被第三方（達達）外賣送餐人員持刀威脅，幸好一番爭執(zhí)后并未發(fā)生生命事故，該名女生手臂被劃傷，而涉案人員已經投案自首。更惡劣的是近日，南昌一名在達達兼職的“摩的”司機，因為搶客發(fā)生爭執(zhí)，而用匕首刺死同行。
加之，去年下半年炒得沸沸揚揚的寶駕丟車案，驚現(xiàn)“羅生門”：閆女士將“寶駕”訴至海淀法院，索賠租金、車輛等相關經濟損失共28萬余元；最終海淀法院判決“寶駕”賠償閆女士6個月租車費用6.5萬元，駁回其他訴求。而寶駕方面將責任推向了騙車賊。類似的事件在PP租車身上也有發(fā)生。
上述事件的發(fā)生，事關生命的話，平臺放不敢逃避責任，在公關層面需要跳出來承擔；但只是經濟犯罪，平臺方就會想盡辦法進行推脫，寶駕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平臺方就沒有責任？平臺做到了嚴格監(jiān)管了嗎？
并沒有，必須對他們進行問責！所以出現(xiàn)丟車或傷人事件，警方介入調查后要么出現(xiàn)犯罪嫌疑人有作案前科或者精神疾病，要么是利用虛假注冊信息在共享平臺上蓄謀已久的作案。
不只是監(jiān)管問題，這些共享平臺的初衷明顯發(fā)生了變化。最初，哪個共享平臺不是打著發(fā)揮社會閑置資源的價值，“讓出行變得更容易”、“讓最后一公里變得更高效”等等，類似的。
動機很純潔，動作很邪乎。本來共享經濟是提高閑置資源的價值，結果這些共享O2O平臺為了跑市場、強份額，獲得高估值，拿更多的融資，采取各種補貼，向上吸引更多類似司機、車主加入，增加供給側；向下吸引用戶，帶來更高頻次的消費。
結果我們看到的局面：共享打車平臺給黑車洗白，宣揚在這的平臺上能獲得豐厚的收入，是一份自由的職業(yè)＃讓人心之向往?。！Ｋ圆簧偃朔艞壴瓉淼墓ぷ?，在補貼的驅動下買車做起了專車。這拿到就是“閑置資源”？并不是對現(xiàn)有用車市場的補充，而是直接威脅到了原有的出租車司機的飯碗，好聽點是對舊體系的改革。
1968年，美國著名生態(tài)經濟學家加勒特·哈丁教授在《科學》雜志上發(fā)表了一篇名為《公地的悲歌》(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)論文，徹底否定了“共享”，他在論文中提出“對所有人開放”牧場的假設：在這片牧場上的所有人，都會竭盡所能放養(yǎng)盡可能多的牛，以獲取更多利潤。然而，如果每個牧人都這樣做的話，他們會自食惡果——牧場被牛揉擰，草場退化，而牧民之間的沖突也會隨之升級。他們?yōu)檠矍袄娑M行短期競爭，必然導致志愿縮減。
據此，哈丁教授得出的悲觀結論：共享是釋放社會貪婪與毀滅的禍根。
這里，我們不是否認“共享”在中國沒有價值，但缺乏凈土的根源與如哈丁教授所言極為相似！
所以，我們能理解為什么共享平臺會成為不法分子犯罪的溫床了。輕微一些，不是犯罪，也受到國民素質的制約。從服務態(tài)度，對共享的資源愛惜層度都能體現(xiàn)。君不見互聯(lián)網金融公司中，有成百上千起P2P跑路坑爹？
另外，我們也要認識到，在中國所謂的“共享”無法代替專業(yè)的配套服務。神州專場自營就是看到這點，所以前段時間，滴滴投資人朱嘯虎撰文：《我為什么認為神州專車是典型的“偽共享經濟”》。但也就在他發(fā)文不到一周后，滴滴高調推出“伙伴創(chuàng)業(yè)計劃”，符合條件的司機繳納2萬保證金后可領取一輛汽車參與到滴滴平臺上進行運營。在2年期滿后，可以選擇要回保證金，也可以將車過戶到自己名下。難道這不像一種變相直營？
某種意義上，滴滴承認了神州的直營方向。那神州直營模式就沒有問題了嗎？據我從神州司機專車司機方面得到的反饋，神州專場在地方管理上還是有不少漏洞，比如在當?shù)剡x取的主管任人唯親。
說到這，還是那句話，我不是否認共享經濟在中國的價值，而是一再強調，共享經濟在中國缺乏凈土！
我很贊同華盛頓特區(qū)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杰里米·里夫金先生在《零邊際成本社會》一書中對“共享經濟”的重現(xiàn)認識：共享模式可以為經濟轉型提供一種更為實用的組織模型。在這種模型當中，商業(yè)的集中指揮與管控讓步于分布式的橫向擴展對等產生。與網絡中獲得可分享的商品或服務相比，在市場中進行產權交易重要性正在不斷降低，在經濟生活方面，與資本市場相比，社會資本的價值正在不斷增加。
與之呼應的是，1986年，美國西北大學法學教授卡蘿爾·羅絲在一篇《共享的喜劇》反駁了哈丁教授給共享“判死刑”：她認為，商品或服務的“公共性”創(chuàng)造了財產的“可租借性”，而“共同參與”也是一種基本的財產權。
不過，二者對共享推崇的前提：所有的共享設施（平臺），都要建立明確的制裁和懲罰措施，以加強對約定的管理協(xié)議的遵循。
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缺乏共享經濟根源的另一重要因素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——中國的共享經濟是靠補貼拉動起來的，極其不健康。
燒錢補貼對于O2O公司而言就像嗑“春藥”一樣，一旦停下來，原來的業(yè)務增速放緩，用戶流失就成了藥后“副作用”。而燒錢補貼直接加劇了O2O公司的資金鏈緊張，特別是高頻消費/低客單公司。
把燒錢補貼看做一種用戶獲取成本，與電商廣告投放的產出方式不一樣，他是直接將紅利輸向用戶，而停補后的“用戶留存率”成為衡量生死的重要指標。誰也不希望一輪燒錢之后，“滿地雞毛”。
所以，即便滴滴、達達、寶駕這類共享平臺沒有出現(xiàn)違法犯罪行為，也會被“羊毛黨”薅得滿地羊毛，何談共享經濟在中國有一片凈土呢？